专业合作社让希勤村农民通过特色种植走上致富路。

　　最近，一本刚出版的小说成了双城区希勤乡希勤村党支部书记罗正龙的“宝贝”。逢人他总爱亮出书来，兴奋地炫耀一番。

　　小说名叫《希勤往事》，写的是改革开放前后近60年中，希勤村里发生的鲜活故事。“不光出书，村里还计划拍电视剧，这是希勤村献给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贺礼。”罗正龙很骄傲。

　　乡村万万千，为何希勤往事值得写成书、拍成剧？因为希勤村有一个响亮的称号——“中国农业合作化第一村”。在关乎中国亿万农民生计与命运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中，希勤村是一面醒目的旗帜。当年，希勤村的合作化经验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样板。

　　70年来，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确权等政策变迁，希勤村的土地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如今再次由分到合，希勤村合作化之路的每一步都印证着时代的发展。进入新时代，这里的农民正在新型合作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还要争当“中国第一村”。

　　A 敢为天下先 建立“中国农业合作化第一村”

　　要出书，81岁的村民汪善清成了“顾问”，作为亲历者，希勤村“火”遍全国的往事他记忆犹新。

　　“土改队进村啦！”那天，从村口一溜小跑赶回家的父亲，吼出这个消息，嗓门大得让10岁的汪善清和母亲吓了一跳……聊起合作化，汪善清习惯从1947年的那一天说起。啥是土改？汪善清当时并不懂，但父亲告诉他：“往后咱家有地种，能打粮了。”

　　早解放、早土改，哈尔滨的农民早早分到了原本紧攥在地主手里的土地，还有牲畜和农具。

　　“俺家分到4垧地，父亲还牵回一匹马。”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汪善清说，那会儿村里家家都像过大年。

　　但还在兴头上的村民，很快就被一个明显的问题难住了。“牲畜和农具总数太少，不可能家家都分到，有犁没马、有马没车，想种地每家都缺东短西，就连我爹牵回家的那匹马，有一半还要归隔壁。”汪善清当时琢磨：半匹马咋耕地？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希勤村民有招儿。你家有车、我家有马、他家有犁，咱三家凑一起就能配齐农具、下地干活。这种自发的互助，农村叫“插犋搭伙”。

　　出于无奈、但却有效，自发互助让村民能种地了。然而，第二道难题接踵而至。

　　“当时村里300多农户，而马和犁也是有数的，鱼找鱼、虾找虾，‘插犋搭伙’也是强找强，老王家和老李家‘插犋搭伙’，老张家只能眼瞅着。人少、地少、农具少的农户想搭伙都搭不上。”汪善清回忆，不少农户加不进互助组、种不了地，被迫忍痛将分到手的地出租变卖，换钱填饱肚子。加上天灾人祸等其他原因，一些农户一年到头收成很少，家里揭不开锅，建国前贫富两级分化的现象又出现了。

　　难题解不开，别想种好地。当时希勤村党支部书记于文化和村长乔世红站了出来，作为村里的主心骨，他们想领着村民破解难题。

　　试了几种办法，不成。最后，于文化和乔世红决定：小团互助行不通，那就试试抱大团。

　　1952年，希勤村成立了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胜丰社。

　　与村民自发的“插犋搭伙”不同，合作社把入社农户的土地归到一起集体耕种，车、马、农具作价入股，年终按股金分红；社员劳动实行评工记分制度，劳动的数量多、质量好工分就高。到年底，合作社扣除一部分税费后，按工分给社员分红。

　　就在那一年，合作社第一次出现在村民的视线里，随着时间推移，深深扎根在希勤人共同的记忆里。

　　汪善清清晰记得，合作社带给希勤村的几个第一次。

　　1952年，希勤村取得大丰收，亩产达到86斤，总产实现160万斤，交公粮45万斤。希勤村第一次全体农民吃饱了饭。

　　1953年，胜丰社牵头在村里建起加工粉条的作坊——粉坊，希勤村第一次有了企业。

　　1953年，胜丰社请来农业推广站的技术员指导村民种粮，希勤村的苞米亩产第一次超过200斤。

　　“合作社还让村民有了精气神，社员们排着队下地种田、唱着歌春种秋收。”汪善清回忆，他第一次听见父亲在田里哼起了歌。

　　B 全国学希勤

　　一个汇报引来毛主席称赞，小乡村写进“毛选”

　　入社抱团，好处立竿见影。成立之初，只有50多户社员的胜丰社成了“香饽饽”，没能入社的农民纷纷去县里要求加入合作社。

　　1954年，元旦刚过，希勤村召开扩大会议，又成立了三个合作社：永丰社、新丰社和庆丰社。汪善清记得，急着入社的村民挤满大院，都转不开身。

　　希勤村的变化，其他乡村挺“眼红”。但“希勤模式”到底对不对？行不行？能不能推广？需要一个答案。

　　1954年秋，一份希勤村合作化的经验报道从黑龙江省委汇报到党中央。

　　没有疑问了。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区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肯定了希勤村农业合作社的做法。毛主席在报告结束时说道：“我看就照这样办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后来，希勤村连同这次报告内容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0页，希勤村成了全国学习的样板。

　　从那时起，毛主席的这句话成了希勤村的标语，至今仍书写在村宣传牌上，村里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1956年秋，受苏联电影《集体农庄》的启发，村民纷纷要求将几个合作社合并在一起。当年，高级合作社“希勤集体农庄”成立，村支书于文化任农庄主席。1958年，全国建立人民公社，“希勤集体农庄”又成为人民公社下的一个管理区。

　　从胜丰社到人民公社，希勤村一直带头走在前面。汪善清回忆，当年村民在广播里收听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人人激动万分，个个干劲儿十足。社员除了白天集体下地种田外，还经常在晚饭后进行义务劳动，村里有活儿都争先恐后。妇女也不想闲在家里，她们抱着孩子走出家门，到地里铲地间苗，离家远的就在地里搭起席棚，村里成立了简易托儿所，由专人照看小孩。

　　“毛主席不但给村里鼓了劲儿，还让村里沾了光。”汪善清说，按老一辈人说法，咱们希勤村得到毛主席批示，一定有好运气。

　　1957年，双城县第一台“东方红”54马力拖拉机调配给希勤村，其后又调拨了“东方红75”和“45”“28”胶轮拖拉机各一台，农机具8部，希勤村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业农机化，各项村级指标名列双城县前列。

　　C 改革涌春潮

　　由合到分，联产承包激活“沉睡的黑土”

　　有地能种、把地种好，这是农民最关心的两件事。

　　1952年，为了村民人人都能种地，希勤村搞起合作化。

　　1983年，为了把地种好，希勤村迎来又一次巨大变革。

　　“感觉有劲儿使不上。”回忆起人民公社的那段岁月，汪善清感叹，合作社成立之初的热情似乎被消磨殆尽。种什么、怎么种，都由上级说了算，社员每天日出下地，日落回家，大家天天被拴在那点土地上，出工不出力。

　　不只希勤村，1978年以前，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由于管理过分集中，经营过于单一，消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一天八分工，干活磨蹭蹭。”一句顺口溜形象地说出了当时公社的状态。

　　地要种不好、饭就吃不饱。汪善清回忆，那些年粮食产量越来越低，“我辛苦一年赚到的工分，换成粮食，只够全家人吃5个月，村里许多户过完春节就断粮，靠野菜混合谷糠充饥。”

　　当年遇到困难，才搞起合作化；现在遇到困难，应该学学当年。汪善清说，当时村里人农闲聊天时总爱回忆过去，心里都怀着期待。

　　真正的改变从1983年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汪善清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欣喜中学会了两个新词：“改革开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

　　忽如一夜春风来。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扎下根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一剂又一剂“强心针”，刺激着希勤村民敏感的神经，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罗正龙清晰记得最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常见的标语：“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他说，在1978年，如果一个家庭有七八个主要劳动力，按照集体所有制的工分分配制度，家庭年收入最高的也仅在1000多元；但是在1983年，村里一下就冒出好几个万元户。

　　“真的很令人振奋，只要有想法，够勤快，就会有回报。”不仅土地由合又回到分，改革开放还在改变农民脑子里的观念。汪善清的脑筋活泛起来，1984年，夫妻俩依靠分配到户的田地自产自销新鲜蔬菜，汪善清还利用闲暇时间到村办工厂兼职，全家人日子过得美滋滋。

　　改革春潮涌动，希勤村和中国其他乡村一道，发生了质的飞跃。

　　D 新型合作化

　　抱团有方、发展路宽，合作社又“火”了

　　吃完饭，希勤村人总爱聚到村党支部前的合作化广场上，唠唠嗑、散散步、跳跳广场舞，十分惬意。

　　在这个7000平方米的广场旁边，一栋老式平房也是村民常去的地方。这里原本是老党支部的所在，后来改成了“农业合作化”纪念馆。

　　希勤村与合作化的缘分，绝不仅仅停留在纪念。土地的分分合合，让希勤村民更深地体会到，要打破一成不变的思想，发展的步子不能停。

　　“合作化在希勤村又活了，而且越活越有劲头。”再搞合作化，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罗正龙最有发言权。2010年，他牵头创办起正龙玉米专业合作社，是改革开放后希勤村成立的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包干’取消了公社和合作化，你为啥要走回头路？”创办合作社时，很多村民有这样的疑问。

　　“改革开放前搞合作化，是为了能种地、吃饱饭，解决那些眼巴前的难题；如今再搞合作化，是为了咱农民有大收益、农村有大发展，眼光看得更长远。”当时，罗正龙手里捏着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走了很多家农户。“人均一亩三分地，力量太散，要做出规模，得大家一起干才行，党中央也支持咱再把合作化搞起来。”罗正龙说服十几户村民建起了合作社。

　　入社农户很快尝到了甜头，合作社使用大型农业机械统一播种、施肥、耕种和收获，农民不用像以前自己种地时要参与所有生产环节，省下不少精力。“过去自己买种子和化肥，价格高，还可能碰上假货。比不了在合作社，价低保真，还有病虫害防治、测土配方施肥这些农技服务。”罗正龙说，到年底，合作社里每户都增收一两千元。

　　示范的力量是巨大的，新型合作化再次点燃了希勤村民的热情，农机、西瓜种植、特色养殖等专业合作社陆续成立，仅仅一两年时间就有近三分之一的村民成为社员。

　　2013年，希勤村土地开始统一确权。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报告中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更给希勤村民吃了颗“定心丸”。在流转中，土地变“活”；在流转中，希勤村的合作化之路越走越宽。

　　“原来也想把地租出去，但心里没底嘛。流转合同一签就是三年五年，谁知道以后收不收得回来？”村民李红连说，但土地确权后他和很多村民安心了，再不担心日子一长，土地跟着大户“跑”了。“带地入社后，每年都能腾出工夫出去打工。这就有双份收入，种地、打工内外都有着落，加入合作社反倒从地里脱了身，日子更红火。”李红连和家人今年在外打工６个多月，挣了两万多元。

　　新型合作化，还让越来越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出现在希勤村。

　　41岁的关世君就是其中一员，离开农村15年的他在土地确权后回到家乡希勤村创办起鑫源瓜菜种植合作社。“原来靠家里的五六亩地，干不出大名堂。也想趁年轻甩掉农民这顶帽子，出去闯闯。”关世君说，不想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南下搞起了水果批发。

　　而当国家陆续出台政策，规范和支持新型合作社和土地流转后，关世君亲眼看到，农民种地一年挣一二十万元不是问题，农民不再“掉价”，脸上越来越有光。他决定回到希勤村，重新当农民。

　　南下十余年，关世君有着自己的销售渠道，回到希勤村，他建起合作社，一手托着农户，一手牵着市场。

　　抱团发展还让关世君降低了种植成本，增强了闯市场的能力。“一盒2两装的西瓜种子，质量好点的市场价在170元左右，但通过合作社团购，135元就能买到。”关世君举例说明。

　　有农户入社一起种瓜，也有村民把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到合作社，赚取租金，年底参与土地收益分红；更有四五户贫困户，流转土地的同时还在合作社打工，摘掉了“贫困帽”。

　　如今，关世君的合作社里仅西瓜种植面积就近200亩，他既是远近闻名的西瓜经纪人，也是希勤村种植面积最大的瓜农。“未来农民应该是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职业。”关世君感觉自己选对了路。

　　E 谋划新发展

　　新时代，希勤村还要争当“第一村”

　　新型合作尝甜头、农民种地有奔头。鲜活的数字是最有力的证明。

　　希勤村2010年起陆续成立了9个农机、玉米种植、水稻种植等各类专业合作社，近千人在合作社中获益。全村有养殖专业户450户，奶牛1900头，肉牛2100头，生猪6000头，绵羊5000只。全村生产总值1.2亿元，人均收入早已过万元大关。

　　合作化再一次带给希勤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而带给罗正龙的是更多的责任与思考。最近，他没事就钻进关世君的瓜田，想把这个西瓜种植合作社当作“试验田”。

　　“我想成立联合社，把几个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就先从你们社开始。联合社规模更大，土地就更加集中。我们可以在联合社里进行土地社内二次承包，这样种植就更加规模化，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罗正龙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关世君和合作社的几个理事，他还打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打造属于希勤村自己的西瓜产品和品牌。

　　“好啊，这个办法好，我们几个理事对合作社下一步发展也有一些规划，正好能跟咱们党支部的规划合上拍！”关世君一拍大腿，他和几个理事都很兴奋，大家热烈聊了起来。

　　世易时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为必然。罗正龙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希勤村过去是合作化的一面旗，新时代里，也要争当新型合作化第一村。”罗正龙说，担子虽重，但他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