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当年的情景，张耀坤依然气愤不已。

　　“当时不知道那是鼠疫，我母亲从发病到去世就一个晚上的时间，一个大院前后一共死了18个人，穿着防护服的日本人天天来给我们测体温，恐惧占据了我的童年……”回忆起1940年吉林农安鼠疫暴发时的情景，86岁的张耀坤老人仍然心有余悸。

　　16日, 本报记者跟随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部工作人员前往长春市一家养老院，对张耀坤进行取证调查。张耀坤是陈列馆首次发现的农安鼠疫受害者和见证人，其讲述的亲身经历与史料记载相互佐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成为揭露七三一部队罪行又一项重要补充，进一步证实了七三一部队在农安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罪行。

　　A 母亲半夜上吐下泻浑身抽搐，次日早上就去世了

　　张耀坤是南京理工大学的退休教师，虽然已经86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老人说除了那刻骨铭心的愤怒，还有无法忘怀的恐惧。

　　张耀坤生于1932年，1940年农安鼠疫暴发时，她年仅8岁，当时家住农安县城南街。“我家里有七口人，生活幸福，直到日本人来了……”张耀坤是家里的老小，父亲是做粉条的，母亲在家料理家务，原本平静的生活在1940年的6月戛然而止。

　　“我记得当时二姐的婆婆是最先发病的，大家都以为是瘟疫类的传染病。二姐来敲我家的门想找父亲要点药吃，但父亲怕被传染，一直没给开门。”张耀坤说，紧接着就听说二姐的婆婆和二姐相继因为这种“厉害”的传染病去世了。

　　后来，张耀坤家所住的大院被封闭隔离起来，院门外围了一圈绳子，还写着“禁止出入”的字样。“日本人每天都会来好几次，拿着小‘药棒’给每个人量体温。他们穿着厚厚的白色防护服，衣服一直盖到脚面，只露出防护眼镜下的眼睛。看见母亲裹小脚，还经常指挥母亲走来走去然后嘲笑她。”张耀坤一家和大院的邻居们，每次看到这样的“白衣人”进院，都恨不得找个洞躲起来，都害怕日本人在自己身上“找茬”，因为一旦有人发烧，就会被带走，几乎都是有去无回。

　　“来检查的有军医，也有部队的人。”后来，张耀坤的母亲突然发烧了，面对日本人的例行检查，父亲都是偷偷将“药棒”甩两下，再让母亲假装夹上，才没被带走。但7月6日半夜，母亲就开始上吐下泻还伴随浑身抽搐，紧接着连嗓音都变哑了。“我们都在身边，看着母亲的样子害怕极了。”张耀坤说，他们找来医生，可母亲的胳膊肌肉非常硬，连针都打不进去。次日早8时左右，42岁的母亲就去世了。

　　Ｂ 棺材卖脱销，一个大院因被鼠疫传染去世18人

　　张耀坤一下变成了没妈的孩子，当时三姐和家里人带着户口本顺着小路偷跑出去，在办红白事的棚铺老板面前磕头，希望能赊一口棺材。当时棺材已经全部售空了，三姐好不容易赊来一口还没有涂漆、半成品的白茬木棺材，才将母亲安葬了。

　　“接下来，家家户户都有人染病去世，大家当时都以为这是一种传染类的‘怪病’，一旦犯病就不停地腹泻，好多病人把家里的纸都用完了，最后要用铁锹擦屁股。”当时大院有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其中有18人相继去世，没买到棺材的人家，就只能拿席子将尸体卷上抬出去安葬。这些人的发病症状都是上吐下泻，从发病到死亡时间很短，并且蔓延极快，最小的死亡者年仅8岁。

　　亲人和邻居相继去世，日本人每天好几次到访，都给童年的张耀坤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我们出不去，都是小卖部把酱油和醋等生活用品摆在圈起来的绳子外。”张耀坤说，当时日本人都是坐着大卡车来的，和电影里演的情景一模一样，对待中国人都是推推搡搡的，大家心里充满仇恨，但大人小孩都不敢表现出来。

　　张耀坤回忆，树叶开始泛黄时，日本人突然带着一根长管，上面系着装有白色粉末的纱布袋，对大院每家每户的床上、被褥里进行喷撒。“这之后，再没人发病，家里连跳蚤和臭虫都没有了，大门也解封了。听说是因为死的人太多了，日本人才来进行消毒的。”张耀坤称，多年后才了解到，此次流行的“传染病”其实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农安进行的鼠疫实验。当时带走有发热症状的人，表面上是治疗，实际上是用于人体实验。此次鼠疫从农安县城迅速蔓延至周边农村，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

　　金成民著的《日本军细菌战》中关于农安鼠疫死亡人数的记载。

日本防疫队员集合去鼠疫现场。

史料中记载的日本防疫队员给居民测体温的场景,与张耀坤的记忆完全吻合。

1940年“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对策的主要事项。

　　Ｃ 亲身经历和史料记载相互佐证，形成完整证据链

　　“日本人对我们的伤害是难以抹灭的！对我的一生都有极大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心理阴影。我有责任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给后代以警醒，勿忘国耻！”张耀坤从小失去母爱，父亲后来再婚，她便上了寄宿学校，年轻时的生活非常压抑。

　　据专家介绍，张耀坤作为七三一罪证陈列馆首次发现的农安鼠疫受害者见证人，其讲述的亲身经历与史料记载相互佐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据史料记载，1940年春天，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长春市）和位于其附近的农安县突然暴发鼠疫，农安鼠疫开始于1940年6月，结束于1940年11月27日，总共发病551人，死亡471人，其中农安县城发病354人，死亡298人。我国学者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这次鼠疫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人为制造的，制造者正是七三一部队。日本学者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所著的《日军的细菌战》一文中，曾援引原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大冢文郎大佐的《业务日志》：“1943年11月1日，当时已转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石井四郎说：农安县，由田中技师以下6名投放，据密探报告，最有效果。”这说明农安鼠疫是石井四郎指使其部下实施的，而且“效果良好”，石井四郎所说的“田中技师”，就是时任七三一部队昆虫研究班班长田中英雄，专门负责研究鼠疫传播媒介物。

　　Ｄ 打着防疫旗号，实质是在进行细菌战实验

　　据史料记载，农安鼠疫发生后，石井四郎率领七三一部队以“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的名义进入农安，佯称为了“防止鼠疫的暴发性流行于未然”和“灭绝其根基”，打着防疫的旗号，实质上进行细菌战实验。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率领的防疫队于1940年10月19日下午进入农安县城并完成封锁包围。防疫队本部设在农安中学，下辖战斗司令部、防疫斥候班、检诊班、消毒给水班、犬鼠捕灭班、病理解剖班、检索班、宣抚班等。在疫病区设立临时病人的隔离所，病人只要有发热症状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日本医师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解剖了数以百计的死于鼠疫的各类病人。七三一部队成员石川太刀雄丸、高桥正彦等人参加防疫队，并对农安鼠疫患者进行解剖调查，形成“解剖病例基本数据N序列”（N指农安）。

　　表面上看，鼠疫是自然发生的，日本人通过防疫工作控制鼠疫蔓延，实际上这是一次细菌战实战演习，目的是试验鼠疫菌的感染力及如何进行防疫控制的密谋行动，是为在宁波等地发动细菌战积累实战经验。七三一部队通过细菌战研究实验，确定鼠疫细菌是最有效的攻击武器，并对其散布方法进行研究，其后转为生产细菌武器。1940年至1942年，七三一部队数次派远征队前往华中和华南一带实施细菌战，造成大规模的疫病流行，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精神摧残，严重危害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其危害一直持续至今。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七三一罪证陈列馆提供的史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