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旭东是海伦地区抗日名士,妻子张玉秀成为后来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取材时的原型人物。这一切背后,更多的还有整个顾家在那个战乱年代里,以身家性命所演绎的事关民族气节、爱恨情仇与家仇国恨的抗日故事。
事实的曲折性远超剧本,过往的史实总让人荡气回肠。近日“重走抗联路 铭史看振兴”采访团一行找到顾旭东的儿子顾文友老人,听他讲述那段抗日往事。
肥皂伪造官方印章,顾旭东与本家兄弟里应外合———山林警察“变身”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震惊世界。
“那时候,父亲还在齐齐哈尔读书,决定中断学业,回乡组织民众抗日”,今年70岁的顾文友说,那时的青年学生大多怀着一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当时一起和父亲回乡的还有后来的抗联名将雷炎。
最初,顾旭东与雷炎带领游击队在海伦东部山区打游击,但势单力薄。他决定借助当地武装力量扩大抗日队伍规模。
九一八事变前,东部山区经常遭受山中土匪骚扰,旧政府为维护地区治安在当地组建了山林警队。顾旭东伯父家大哥顾凤、十一哥顾英、十四哥顾顺均在这支山林队任职,顾凤还是大队长。
顾旭东想了个办法:用肥皂刻了一枚关东金矿局的印章伪造信件,以政府名义与山林警队官方接洽。私下里,顾旭东开始软磨硬泡,启发大哥顾凤参加抗日。
“大伯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几次接触之后就同意将山林警队改编成义勇军,去打日本鬼子。”顾文友说,为充实队伍实力,父亲又动员爷爷,将一家人辛苦垦出的部分口粮田卖掉,买回一批武器弹药。
那时,这支队伍经常在海伦东部山野里与鬼子周旋,常打胜仗,越战越勇,海伦群众拍手称快,老少皆知。
当时,顾家在海伦所在的村子叫顾家村——因顾家人闯关东垦荒屯居而兴。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顾家人仗义疏财、支持抗日、帮助邻里,当地人送上牌匾“威震东方”,后来这个村子就被人叫做镇东村,沿用至今。
儿子战斗负伤身亡,父亲年过花甲参军报仇……满门英烈:堂兄弟十几人齐抗日
顾家堂兄弟十几人齐抗日,践行民族大义,书写了一部悲壮的家族抗日史。
1932年春,在日寇疯狂轰炸下,海伦县城黑烟弥漫,离县城50多里外的顾家村都能看得见。将女人安置好后,顾家青壮年男人都去打日本鬼子了。就连顾文友当年13岁的三叔也走了,“去给部队放马,劝都劝不住。”
这年6月,在城东肖家屯同日军激战中,顾凤身受重伤,因缺医少药,9天后牺牲,没能看到4个月后出生的儿子。
惊闻爱子牺牲,三伯父悲愤交加,发誓为儿报仇。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毅然拿起枪,到儿子生前的这支部队参军,在绥棱、海伦一带与日军打游击战。经常风餐露宿,辗转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年事已高的他不久中风,不得不潜回家乡休养。
汉奸还是听到了风声,三天两头到顾家搜查抓人。无奈,他只好远赴呼兰康金井镇,投奔远房表亲。“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顾文友感叹,这句话是三伯父余生的真实写照。1943年三伯父因病含恨而终,客死异乡。
顾家的灾难并未因此结束。那年,顾家十四哥顾顺和十一哥顾英从部队秘密潜回家中筹粮,刚进村就被汉奸告了密。两人迈进家门,还没来得及和家人说句话,一卡车日本兵赶到,将他俩抓走直接在村外就地枪决。当时两人均新婚不久,没有留下后代。
这段岁月对顾家而言,唯一的欣慰是,三伯父临终前享受过短暂的天伦之乐。那年,儿子顾凤牺牲后虽然儿媳带着孙子改嫁,但当她将孙子抚养到6岁时,又把孩子送回了顾家。后来,这个孩子继承父志,解放后也参了军。
鬼子上门她机智毁掉情报;孩子病亡,她忍痛瞒着入狱丈夫……她就是《红灯记》李奶奶原型
1933年,顾旭东以海伦县民众教育馆馆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北满党组织地下抗日活动。顾家成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据点,许多机密文件都通过这里传递。
1937年4月,县委地下交通员宋掌柜被捕了,随后一连几天日军在城内进行大搜捕,父亲隐约感觉可能要出事。那年端午节次日天刚亮,家人听到门铃乱响,紧接着窗纸上就探进几把刺刀,鬼子来了。
一阵东戳西扎后,鬼子喝令顾旭东跟他们走。“趁乱中,父亲瞅了母亲一眼,又瞟了眼烟笸箩。”顾文友说,母亲马上心领神会——父亲平时不吸烟,昨天却摆弄烟盒,里面肯定有重要情报。母亲张玉秀强作镇定,在众人面前拿起烟盒,给鬼子“敬烟”。遭到拒绝后,顺手将烟揣入衣兜,接着以上厕所为借口,将一份未来得及发送出去的文件塞进茅坑中。随后,日伪军虽然一遍遍翻查屋里的书籍等,但始终一无所获。
顾旭东入狱后,母亲与家人四处奔波营救。那期间,5岁的大姐“小砖头”得了肺炎,因延误治疗夭折,这是父母当时唯一的孩子。“父亲在狱中说想女儿了,悲痛欲绝的母亲为让父亲有更多生的念想,找来别人家的孩子照了张侧身照片,带给狱中的父亲,说孩子聪明伶俐,让他放心。”顾文友说。
上世纪60年代,描写抗联地下党、游击队和交通员与日伪斗争的样板戏《红灯记》火遍全国。为创作这个剧本,作者沈默君多次采访黑龙江老抗联。顾文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里,很多都是他父亲当年的抗联战友,“他们讲了不少父母的事情”。经海伦市抗联学者谭海学多方考证后认定,《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原型就取材于张玉秀,他的考证论文还通过了中央党史部门的审查。
顾文友说:“是不是李奶奶,与母亲的人生都没有太大关系。她念念不忘的,是心中的亏欠。”
顾旭东出狱后,他们又养育了6个孩子。多年间,张玉秀从不提顾学友姐姐的事。但说到家中兄妹排行时,她会对顾文友脱口而出:“你不是家里的老大,老大是小砖头。”这个心里永远的痛,她埋在了最深处。
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回答敌人的始终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宁死不在鬼子面前低头
那年,父亲顾旭东被捕后,日军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灌辣椒水、灌汽油、手指夹子弹、上大挂,门牙被打掉……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回答敌人的始终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不仅使鬼子无法得到顾旭东抗日的直接证据,也使周围的同志没有暴露。为了尽早结案,日军依据叛徒口供逼他画押。“他不肯,两个鬼子就拽着他的手硬往纸上按,他一用力,纸上留下了一道长印子”,顾文友说,这些带长印子的口供现在还能在档案资料里看到。
文革期间,顾旭东又被诬陷为“走资派”、“大叛徒”,被逼迫在黑帮室“反省、坦白”,再次遭受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多重折磨。当造反派逼他低头认罪时,他不屑地反驳:“我在小鬼子面前都没低过头,想让我在你们面前低头,办不到!”
“文革后,很多人登门来向他道歉,他还劝人家不要放在心上。”顾文友说,即使回忆起当年地下抗日时被叛徒出卖被捕的情景,“他还和我们说,那个叛徒也不是成心要出卖我,他也是被打得受不住了。”
老革命的情操和胸怀,远超常人的想象。
现在,70岁的顾文友对《满江红》、《苏武牧羊》等三首老歌依然张口就来,“这是我人生中最先会唱的三首歌,父亲教我的。”现在,顾文友又把这几首歌教给了6岁的小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