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阳公园内屹立的抗日民族英雄金伯阳纪念碑。照片由《大连日报》记者 王华摄

金伯阳资料片

　　有别于抗联武装在深山密林中的游击斗争，很多抗联战士潜伏敌后进行秘密战斗，如同刀尖上跳舞。大连地区抗联斗士金伯阳就是其中一位。

　　金伯阳原名金永绪，1907年11月15日生于距离旅顺小城10余里的老铁山北麓金家村金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世代以种地为生。但读书后的种种际遇，彻底改变了这个农家子弟的人生轨迹。

　　近日“重走抗联路铭史看振兴”采访团一行来到大连，采访到当地学者刘功成老人，听他讲述抗联斗士金伯阳跌宕起伏的革命往事。

　　小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北上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

　　南岗区二十五号信箱传递秘密文件

　　14岁那年，金伯阳进入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当时，作为日俄战争的胜利方，日军已占领大连地区十余年。日本人统治下的学校，歧视中国学生事件屡见不鲜，在街上日本兵可随意鞭打甚至枪杀中国人……这令金伯阳悲愤之余，开始思考民族、国家未来的前途。几年后，他进入了大连第一个工人团体大连中华工学会，组织工人展开抗日运动。

　　很快，他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很多抗联专家后来告诉记者，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除了劳苦大众，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像金伯阳这样的热血知识青年。

　　由于突出的组织能力和宣传领导才能，金伯阳被人称为“闯将”。但敌后政治斗争的残酷，也常常让他将自己置于九死一生的危险境地。

　　1926年大连福岛纺织厂工人罢工斗争后期，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金伯阳被迫回到家乡金家村隐蔽。不久，日方追踪而来，眼看已经进村，情急之下金伯阳穿戴上父亲的烂夹袄、破草帽，挑起粪筐硬着头皮朝鬼子迎面走去，最终在对方眼皮底下惊险逃脱。  

　　次年，他远赴哈尔滨担任地委交通员,利用南岗区邮局25号信箱传递秘密文件，并接送来往的党内同志。哈尔滨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和集会，让惶恐不安的统治军阀加紧了高压态势，金伯阳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控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三年徒刑。

　　出狱后，金伯阳重回敌后斗争最前线。“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担负起中共领导全东北工人运动的重任，与赵尚志、赵一曼等成立哈尔滨赤色工会,先后组织老巴夺烟厂、三十六棚、电业工人及英美烟草公司等企业工人，展开多次运动与罢工。

　　抗联前辈回忆，金伯阳当时住在哈尔滨道里区，擅长文艺，略懂俄语，与萧军、黄吟秋、罗烽、舒群等进步文化人士多有交往。但更多时候，敌后的斗争生活是刀尖上的舞蹈，危险时刻都会降临。

　　一次次遇险，然后是想方设法逃脱；奔忙不休，置生死于度外……拯救民族于危亡，是当时革命热血青年的人生终极目标。金伯阳曾写下这样一首《述怀》诗：“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

　　吸引敌军掩护杨靖宇撤离，中弹后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

　　二十六岁牺牲时不知女儿出生

　　除了在敌后领导斗争外，金伯阳后来与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将领一起，并肩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

　　1932年，金伯阳被中共满洲省委派赴南满吉奉铁路沿线协助抗日游击斗争。在磐石地区，山林中存在着十余支各自为战的山林武装。金伯阳乔装成农民深入密林，依靠丰富的宣传与组织经验，游说各支武装加入到抗日力量中，南满游击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次年，金伯阳协助杨靖宇联合各部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先后进入东丰、西安县境内，袭击了沙河子街和夹信子街的日伪军。日方调集1.2万名日伪军，将磐石游击根据地武装力量包围在磐石红石砬子。

　　作为当时省委派驻的巡视员，金伯阳可随时撤离，但他选择留下。为了保存抗联队伍实力，金伯阳力排众议带领小分队佯装成主力，主动袭击敌军，吸引注意。最终，杨靖宇率领的主力部队顺利突围，金伯阳小分队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1933年11月15日，金伯阳的队伍行进至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三角龙湾生财沟。连续多日的战斗和急行军，令官兵十分疲惫。见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易于隐蔽，队伍决定在此稍事停留。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采山葡萄的“农民”，这个“农民”其实是乔装打扮的日本特务。就在抗联队伍休息时，日伪军突然从对面树林中窜出，猛烈开火。金伯阳指挥战友突围，不幸胸部中弹。战士们要搀扶他一起突围，金伯阳命令：“不要管我，你们快向外突围！”最终，他倒在这片密林中，时年26岁。

　　直到闭上双眼，他仍不知道，唯一的女儿在4个多月前已经出生。1932年9月短暂的回家探视，是他最后一次与家人见面。为安全考虑，他每次离家后与家人完全断掉联系，甚至都不知妻子有孕一事。

　　与丈夫聚少离多，夫妻情分让她无怨无悔——

　　盼夫归来，她从花样年华等到满头白发

　　“到1945年后，我才知道他牺牲了。”30多年前的一天，金伯阳的妻子包月娥这样告诉到她家里采写史料的刘功成。

　　包月娥与金伯阳同村，两人自小定下娃娃亲，曾一起在村中读私塾。1925年两人成亲前，金伯阳已投身革命事业，连续3个多月没回村。新婚之夜，金伯阳同包月娥商定：“我在家3天，陪你回门后就回大连上班。”

　　此后丈夫总是在外面忙，夫妻团聚非常有限。一次是1926年大连福岛纺织厂工人罢工斗争遭到破坏，金伯阳被迫回村隐蔽；然后是1928年末金伯阳出狱后，回乡祭奠未见到最后一面的母亲；还有1932年9月会议间歇金伯阳趁夜秘密回村，第二天便又离家北上——这是包月娥最后一次见到丈夫。

　　她模糊地知道，丈夫是在干革命，但具体做什么，又去了哪里，包月娥一无所知。她从不向外人提起丈夫的工作，只记得夫君相貌堂堂，为人和顺，有文化有志气。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乡下女人独自拉扯弱小的女儿，支撑她走下去的希望是：某天在村口，远远望见丈夫归来的身影。这种念想，年复一年……从20多岁直到不惑之年，包月娥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等待中逝去。

　　苦盼13年，她最后得到的是一纸死讯。那一刻，她的悲痛和绝望，没人能够体会，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一生，包月娥没再另嫁他人。

　　包月娥的生活境况并不好。女婿意外去世，女儿又遭遇下岗，但她从未向相关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刘功成仍记得第一次到包月娥家见到的画面：“屋里基本家徒四壁，靠墙桌子上摆的两张照片很显眼，全是金伯阳的，另一侧墙上挂着他的烈士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