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王济堂，他身后墙上是刊登他荣获“普金勋章”的报道。

　　这段往事本已尘封。

　　王济堂，哈尔滨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曾是道外公安分局内保科民警，1990年离休。王济堂13岁进入抗联，是一名小兵，代号“小猫”，在老道外的一个豆腐坊里进行抗日情报收集工作。前不久，根据俄联邦总统普京命令，王济堂和我市其他3名老战士一起被授予“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以纪念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不朽贡献。

　　溥仪，清朝末代皇帝，“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抗战胜利后，身为战犯的溥仪先后在前苏联和中国抚顺、哈尔滨学习改造。

　　看似不可能交集，王济堂与溥仪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却因为各自角色的转换而三次相遇——从1950年到1957年，在火车上、在哈尔滨，王济堂先后三次接触到身为战犯的溥仪。王济堂与溥仪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三次见面时，两人俨然老友，一向言语不多的溥仪和王济堂唠起了家常。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到的前夕，老人走进本报编辑部，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这段传奇经历。

　　第一面——从绥芬河到抚顺押解途中

　　在前苏联关押期间，溥仪曾经幻想永远也别回中国。他除了口头表达此意外，还曾三次上书前苏联政府申请永居，但都没获得答复。当中苏两国移交战犯时，溥仪坚信自己回到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处决。

　　溥仪：“到了中国我就没好了。”

　　王济堂：“放宽心，政府要不是为了挽救你，早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王济堂讲述：1950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经过商定，由苏联政府将羁押在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战犯收容所里的969名日本战犯和201名伪满、汪伪等战犯分三批移交给中国政府。7月29日，中苏双方在绥芬河交接包括溥仪在内的第一批战犯，我作为文书跟随当时哈尔滨市执法大队大队长赵明一起执行了押解任务。当时哈尔滨执法大队抽调了150名兵力组成了一个加强连执行将战犯从绥芬河押解到抚顺的任务。第一次见到溥仪就是在从绥芬河开往抚顺的火车专列上，赵明大队长指示我在火车上多跟溥仪谈谈心，向他交待清楚党的政策。

　　当时为了押解的安全，专列的车厢窗户都是用报纸糊上的，哨兵荷枪实弹站立在车厢两端，身着便衣的公安民警在车厢内来回巡视。战犯的一日三餐都由我们的战士送到车厢，餐后再由战士收拾碗筷、打扫卫生。战犯没有一个加戴手铐脚镣等刑具的，这些安排都给战犯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是唯独溥仪始终充满疑虑。

　　溥仪亲口对我说：“王班长，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伪满皇帝，是卖国贼、大汉奸，饶了谁也饶不了我。你们这么对我是怕我在火车上寻短见吧？”尽管我一再劝说，对他讲政策，讲中国共产党的豁达，但是溥仪始终将信将疑。列车到达长春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长春到了！”溥仪闻言就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扑向糊着报纸的车窗，他以为他在长春当过伪皇帝，这是要在长春处决他，直到列车再次起动后他才平静下来。火车到沈阳后，溥仪又开始躁动不安。他又对我说：“这回走不了了，这里是我老祖宗的发祥地，我一定会和祖宗死在一起。”

　　当时的押解计划是在沈阳让年龄大的战犯下车稍做休息，再继续前往抚顺。可是当溥仪听到点他的名字让他下车休息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骗局！骗局！”他说：“我今年44岁，勉强算是年纪大的，我侄子小秀才三十几岁，也被点名，被点名的全都完了。”当时我反复向溥仪解释，这只是休息，但他始终烦躁不安。即便是看到政府为战犯准备的香烟、点心、水果后，他一边吃着苹果一边依旧执着地认为这是“送命宴”。一直到专列开到抚顺，战犯们转乘卡车来到战犯管理所，溥仪“被处决”的疑虑才渐渐消除。

　　战犯管理所给每个战犯都发了新被褥和洗漱用品，还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代史》等书籍让大家传阅，溥仪在战犯管理所还见到了弟弟溥杰、三个侄子、岳父荣源（婉容的父亲），这才渐渐感到一路上自己是庸人自扰了。

　　第二面——道外原伪满正阳警察署监狱内

　　本是为了战犯安全着想的转移，对于溥仪来说又是一次“精神的磨难”。从抚顺转移到哈尔滨后，刚刚平静下来的溥仪又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关押他的监狱是当年日本人建的，以前是用来关押抗日志士的魔窟。

　　溥仪：“这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

　　王济堂：“你要相信党和政府，努力学习，认罪服法，接受改造！”

　　王济堂讲述：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两个多月后，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战犯的安全，周总理指示将战犯转移，溥仪等一批伪满战犯被转移到哈尔滨，关押在道外区靖宇街原伪满正阳警察署的监狱内（1990年2月，这里被拆除，原址重建为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从1950年10月一直到1954年3月，溥仪都关押在那里。

　　1952年2月，我作为公安一团情报参谋，遵照团长李培元的指示，了解战犯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思想改造情况，在道外的监狱内又一次见到溥仪。因为在1950年押解途中打过交道，溥仪很快就和我聊开了。

　　溥仪告诉我刚转移到哈尔滨市道外区的这个监舍，自己的思想压力很大，他和溥杰等很多战犯都认为这一次真是“走到头了”。原来关押溥仪的这个监狱是日本人设计、由大汉奸姚锡久出资修建的，曾经是专门用于关押反满抗日志士的地方。“我以为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溥仪说，不过很快他就放下心来，他发现原来伪满监狱里对付抗日志士的电讯室、老虎凳等刑具都拆掉了，管教对他们不打不骂不歧视。

　　作为战犯的末代皇帝，思想波动是非常大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会让他惶恐。1951年6月，哈尔滨枪毙了一批伪满警察等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这又让溥仪紧张起来。溥仪对我说：“当时看到那些人被处决，我就想处决我的日子怕是也不远了。与我相比，他们还不是小巫见大巫。虽然我是个任日本人摆布的皇帝，但是当时很多残害抗日志士、坑害无辜百姓的法令也都是经过我‘裁可’的。”

　　这一次溥仪还和我说了一些“体己”话，他说自己是“凤凰落魄不如鸡”。莫说是他曾经的文武官僚，就是家族里的下人，过去对他磕头作揖、洗衣叠被、端茶倒水，现在不但没有任何礼数，还横眉冷对揭发检举他的问题。从皇帝到囚犯，溥仪的心理我是能理解的。

　　此后的1954年2月，我又一次奉命到监狱向溥仪宣传我党政策，鼓励他们要相信党和政府，努力学习，认罪服法，接受改造。1953年3月，溥仪等战犯再次从哈尔滨被押送回抚顺战犯管理所。

　　第三面——华侨饭店内，溥仪来哈参观学习

　　给战犯以新的生活出路，让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敲定了溥仪等人的命运。一九五七年，中央政府安排战犯到曾经犯下过历史罪行的地方参观学习，感受新中国的变化。两年后溥仪获得特赦。

　　溥仪：“我就是你说的康德，是罪人！”

　　王济堂：“只要做个正经人，政府和人民都会宽大你。”

　　王济堂讲述：再一次见到溥仪不是在监狱里，也不是押解途中，而是在南岗区红军街的华侨饭店。1957年6月4日到8日，溥仪等日伪战犯被安排从抚顺到哈尔滨参观学习，居住在当时条件一流的华侨饭店。参观学习后不久，溥仪就获得了特赦。

　　这一次与溥仪见面，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再没有会被处决的惶恐。我依旧负责战犯的安全保卫工作，与溥仪的会面和谈话也没有拘谨。我利用每天晚上休息时间与溥仪聊天，几天里的谈话一直都是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甚至溥仪还向我讲了他迎娶四个妻妾的过程。当时我被授予中尉军衔，溥仪还对我说：“我弟弟溥杰28岁当上我的禁卫军，佩戴的也是中尉军衔，你才25岁就当上中尉了，前途无量啊！”

　　在哈尔滨参观学习的四天，溥仪每天都写日记，紧密联系思想实际、言简意赅地写出观后感。溥仪对我说，没想到哈尔滨的变化这么大，过去的太阳岛和斯大林公园的水上俱乐部都是官僚、资本家、日本鬼子的游乐场所，老百姓是无缘走近的。现在帝俄时代建起的别墅都成了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休憩场所。儿童公园给溥仪留下深刻印象，被他称为是“儿童幸福小世界”。参观量具刃具厂、电机厂、亚麻厂时，溥仪把工厂比喻成“医院手术室”，因为厂房里清洁干净。

　　当时的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地方。社主任拿出真名实姓的受害者名单，对日本人和伪满政府的罪行进行控诉。溥仪听后难过又悔恨，表情非常痛苦。他说：“我就是日寇的帮凶，是杀人犯。”在访问农业劳动模范姜大娘家时，大娘说伪满时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现在我家面袋里有很多米，不愁吃穿。这在康德年间能行吗？溥仪从座位上站起，靠在墙根儿痛苦自责：“我就是你说的康德，是罪人。”直到那天晚上，溥仪都久久不能平静，我就宽慰他：“这一切都过去了，只要你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政府和人民都会宽大你。”溥仪嘴里将“正经人”三个字念叨了好几遍。

　　溥仪等战犯在哈尔滨停留了4天，参观了14个地方，并游览了市容。此后溥仪获得特赦，成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回到北京。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病逝的消息我都是从新闻里获知的，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采访的最后，王济堂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已经86岁了，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把自己亲历的、看到的、感受到的与抗日战争有关的点滴信息都记录下来，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铭记历史，以史为鉴，让和平成为我们最真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