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殉难者名单墙。（本版图片由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

　　又逢“8·15”。７１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而就在71年前的这个日子前后，一场最后的疯狂杀戮在哈尔滨南部的平房区血腥上演：400多名用作人体实验的“马路大”被毒气杀死后焚烧，所有设施被炸成一片废墟。这里就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惨绝人寰人体实验的魔窟，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的集中营。

　　以活人为实验材料，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令人发指的罪恶。这些被称作“马路大”的人体实验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特别移送。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岁月里，究竟有多少人被“特别移送”，这是一个除了日本谁也说不清的数字。保守估计，特别移送受害者最少在３０００人以上。

　　历经几十年的艰难调查寻访研究，近２０年的跨国取证，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搜集的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视频资料达２０多个小时。从遗址、档案到证人证言，这些无可辩驳的铁证，揭露了侵华日军泯灭人性的暴行。截至目前，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已确认特别移送受害者１５４９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数字的背后隐藏着日本侵华时代的血腥屠戮，也见证着良知学者的艰辛考证。近日，《哈尔滨日报》记者走进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将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还原数字背后的罪恶。

　　最新数字 一根1549个确认身份的亡灵

　　根螺纹钢构成的监所、带有手印的高墙小窗、阴森狰狞的铁丝网……步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特别移送”展厅，马上令人感受到噬人魔窟的恐怖。

　　一个高大的电子屏矗立在展厅的正中，随着数字的每次变换，屏幕上的被实验者名字一个个地消失。

　　“每个名字的消失都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曾被恶魔吞噬。”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截至目前，我们寻访确认的‘特别移送’受害者已达１５４９人。”

　　前不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首次从民间新发现的两份七三一部队“特别移送”档案。档案显示，共有3人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包括1名前苏联人、2名中国哈尔滨人。至此，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人数达到1549人。

　　这两份特别移送人员档案的右上角盖有红色“特移扱”的条形方章，其中一份显示时间是１９４２年８月８日，被移送人员是一名叫阿列克塞的前苏联人，年仅２４岁。另外两名被移送人员分别叫张玉家、郑博然，先后在哈尔滨和漠河被捕，至今还未能找到他们的家属。

　　“特别移送”，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名词，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死亡的代名词。

　　特别移送日文写作“特移扱”，是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构和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指的是将被捕的抗日人员，不经法庭审判而直接秘密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这些被“特别移送”者皆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残害致死。

　　据金成民介绍，特别移送受害者，也就是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按国籍区分主要有中国人、前苏联人和朝鲜人，按职业划分有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战俘、抗联战士、地下情报员、农民、小商人和普通群众。从目前的调查看，几乎无人生还。

　　七三一部队为关押这些“人体实验材料”专门建有两栋“特设监狱”，同时可以关押400余人。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受审时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

　　“３０００人只是对特别移送受害者总数的最保守估计。”金成民说，“真实的数字只有作为加害国的日本才能说清楚。在日本当局对七三一部队犯下反人类罪行为的极力掩盖下，作为研究者，我们要做到用事实说话。１５４９名有据可考的特别移送受害者就是１５４９个铁证，将日军细菌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档案揭秘 发现“特移扱”

　　金成民至今对1997年那个寒冷的初冬记忆犹新。

　　从秋天到冬天，金成民在黑龙江档案馆里一泡就是三个多月。面对４０多万份馆藏资料，这注定是一场大海捞针般的辛苦查找。

　　12月的一天，金成民打开一本发黄的档案，在档案的左上角，一枚“特移扱”长方形印章赫然在目。这就是“特别移送”档案。

　　“我当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一头趴在桌子上，面包和咸菜都掉在了地上。”金成民说。此刻，窗外风雪漫天。

　　“之所以下这一番苦功夫，因为我坚信，特别移送档案是一定存在的。”金成民说，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宪兵队的重要军事行动，范围广、战线长、时间跨度大、参与实施的部队多，不可能没有实施计划和具体执行的规则。找到特别移送档案，就意味着找到了七三一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最为有力的、最直接的证据。

　　金成民的这次发现，是“七三一”研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共发现特别移送档案66件，经整理确认有52名爱国抗日志士被关东各宪兵队实施了“特别移送”，其中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发指令的有42人。

　　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让大多数“七三一”人体实验受害者成为有据可考的历史事实。

　　据金成民介绍，“七三一”受害者的确认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根据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原始档案及细菌战犯笔供挖掘考证；一部分根据战后七三一部队原队员、日本宪兵口述史料整理。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特别移送”原始档案、伯力审判以及中央档案馆馆藏细菌战犯笔供中，目前能够确认的“七三一”受害者包括：有姓有名者329人，有姓无名者13人，有名无姓者5人，有事件关联记载而无姓无名者1112人，共计1459人。

　　2014年，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在民间新发现5份特别移送档案，其中记载了8名特别移送受害者。至此，通过档案记载能够确定的“七三一”受害者人数上升为1467人。

　　此外，“七三一”人体实验受害者还有另一条重要的确认途径，就是通过战后日本宪兵、原队员口述以及中国情报人员幸存者口述回忆来确认。目前可以确认被特殊移送的人数为82人。综上所述，通过掌握原始档案分析以及知情人口述、审判笔供等材料目前已确认“七三一”受害者为1549人。

　　真相还原 一张迟到70年的烈士证书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曾派一名上校向中国军方虎林县驻军打听一个叫原美臻的人，说苏联元帅、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要亲自接见他。

　　当听说“原美臻在１９４１年被关东宪兵队抓走再无音讯，很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消息后，这名上校说，太遗憾了，原美臻先生的情报能顶5个师的兵力。

　　原美臻是抗联第七军司令部的参谋处处长。抗战期间，他在虎林头道街开了一家名叫原家馆子的饭店，以饭店为掩护为抗联送情报，在抗联第七军虎林办事处主任、独立团政委毕于民的指挥下开展情报工作。

　　原美臻自学了简单俄语，多次来往于中苏秘密交通线上传递情报。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７日，由于叛徒出卖，原美臻在虎林县虎林街的安乐区被日本宪兵队秘密逮捕，从此不知去向。

　　直到金成民发现“特别移送”档案，原美臻终于从历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他的名字在“特别移送”档案中赫然在目。１９４１年9月13日，他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做人体实验而牺牲。

　　2011年4月，原美臻的孙子原明从鸡西市民政局领取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据金成民介绍，这也是近二十年来，国家为被侵华日军做人体细菌实验而牺牲的抗联烈士颁发的第一份“烈士证书”。此时，距原美臻牺牲已经过去了７０年。

　　唯一逃脱魔爪的“幸运者”

　　一份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十八日孙吴宪兵队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关于逮捕“苏联间谍”姜荣泉的报告》，记录下迄今为止有档案记载逃出七三一部队魔爪的唯一幸存者——姜荣泉。

　　姜荣泉的家乡在山东省东平县，从小父母双亡，30岁那年“闯关东”，在黑河等地的日本企业先后做过放排、采碎石等工作。

　　1941年8月，他一个人渡江进入了前苏联，立刻被逮捕。前苏联军官审问时表示，如果愿意为前苏联调查黑河附近飞机场和军警情况，不但未来生活有保障，还可以帮助其成家。生活无着的姜荣泉当即答应了。

　　回到东北后，姜荣泉被日本宪兵队盯上了。1943年12月29日，孙吴宪兵队黑河分队的佐佐木伍长，押送戴着手铐的姜荣泉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

　　由于火车的卧铺已经满员，佐佐木与姜荣泉一起坐到了坐席。第二天凌晨，打盹的佐佐木被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的报站声惊醒。他惊讶地发现，身边的座位上空空如也，姜荣泉跑了。佐佐木马上联络乘警搜查车内，并联系了绥化宪兵分遣队帮忙搜查。拉网式搜索一直持续到31日清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我们无从知道姜荣泉的日后命运如何。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目前所有档案中，唯一一个逃出‘特别移送’魔爪的幸运者。”金成民说。

　　前苏联人是第二大受害群体

　　目前，根据已披露的档案中记载及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可初步认定，在二战时期被送至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前苏联人至少有93名，虽然这个数字比中国受害者少很多，但已是七三一人体实验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据了解，这93人中包括当年七三一部队原队员回忆和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这些人中，有的是诺门罕战争中的战俘，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侨民，其中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越定男在接受调查取证时回忆：“大约在战败前两个月左右，我去接收了一批‘马路大’，大约40多人，都是俄罗斯人。翻译在车外告诉我，带这些从领事馆领来的‘马路大’去做预防接种，请他们下车。我也以为要给他们进行预防接种，实际上，当时的‘实验材料’已达到饱和状态，不再需要他们，只是注射像铅笔尖那样少量的氰化钾，人高马大的俄罗斯人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倒下了，就这样把这四十多个人都杀了。”

　　在1944年冬季，七三一部队冻伤班对分娩不久的前苏联妇女进行了残忍的冻伤实验。据七三一部队原队员秦正氏供认：“首先让这位苏联妇女将手指浸入水槽中，然后让她拿出来在寒冷的天气里冻着，使之由激痛发展到组织被冻结，这是进行冻伤病态生理学的实验，进而用各种温度的水对此实施‘治疗’，改日重新反复地实施，终于使其手指被冻伤而坏死脱掉。”

　　在七三一陈列馆殉难者长廊中，一个特别的名字“德姆琴科”十分引人注目。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的前苏联红军战士德姆琴科被捕后，顽强地拒绝提供有关前苏联的任何情报，特务机关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德姆琴科最后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

　　1985年8月，有3名澳大利亚籍的前苏联人专程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他们是德姆琴科的孙辈，见到爷爷的名字悲痛万分：“我们是白俄罗斯人，祖辈在修筑中东铁路时就侨居哈尔滨。爷爷被押到‘七三一’的消息是父亲从苏联情报机关那里听到的，能在哈尔滨寻访到历史真相让我们非常感动。”

　　二十年取证路 加害者证言成无可辩驳铁证

　　“１５４９人的名单是经过研究人员多年的研究和走访调查才得来的，但现在，那段历史的证人已纷纷离世，在世的也年事已高。”金成民忧心忡忡地说,“七三一部队历史罪行的取证和发掘工作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再晚就来不及了。”

　　从１９９６年开始，金成民２０多次前往日本，在长达２０年的时间里，不断寻找七三一部队的老兵，挖掘历史真相。只因他坚守一个信念： “来自加害者的证言，更令人信服。”

　　１９９８年，金成民在日本见到了在大连当过宪兵的三尾丰。三尾丰曾把４名抗日志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杀害。为此，他忏悔一生，多次向死难者家属谢罪。本来金成民与三尾丰相约下次深入交谈，没想到两个月后，三尾丰去世了。

　　这件事让金成民意识到跨国取证的迫切性。２０００年，由七三一研究所、哈尔滨日报等组成的跨国取证小组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帮助下，联系到４２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其中１１人表示愿意陈述当年往事。

　　“我一共杀害了１４名中国人，这个罪我是承认的。但现在回想起来，是战争把人变得可怕，变成了魔鬼。”曾进行活体解剖的刽子手汤浅谦忏悔说，“日本军的罪行是不能容忍的，不承认这一点是危险的。”

　　对许多七三一部队老兵来说，能够把毁掉他们一生的“七三一的秘密”说出来，也是一种解脱。七三一部队老兵铃木进曾对金成民说：“我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现在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

　　近２０年的取证积累，金成民保留了２００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成为这些老兵对七三一部队最后的控诉。而这样的影像资料随着七三一部队老兵的去世，已不可能再复制。

　　截至目前，金成民共接触了５０多名七三一部队老兵，最后完成取证的近３０人。在金成民取证的对象当中，有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成员军医，也有司机、宪兵、少年队员等。

　　“跨国取证的目的就是证明，七三一部队绝不是‘几个医学狂人的个人行为’这种毫无历史根据的说法。”金成民说，这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规模、成体系的集团犯罪，是日本政府主导的国家犯罪。

　　今年的“8·15”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落成一周年的日子。去年开馆第一天，新馆共接待海内外观众12000余人，是建馆之前日常平均接待量的10倍。一年来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95万人次，其中，国外观众约占10%，数量依次为韩国、日本、俄罗斯及欧美国家。

　　尽管“特别移送”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但在“七三一”展馆，这个恐怖的名词永远代表着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一幕，时刻提醒着人们勿忘伤痛，铭记历史，守望良知，捍卫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