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他成为一名抗联小战士，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多次被记功。

　　解放后，他严守隐蔽战线工作纪律，对红色特工经历保持缄默，深藏功与名。

　　直到2015年荣获“普京勋章”，时隔70余载，他的特工“小猫”身份才为世人所知。

　　他，就是九旬高龄的冰城老兵王济堂。

　　“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我永远忘不了牺牲的战友。”回首峥嵘岁月，王济堂老人满怀深情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听党指挥，永怀初心，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初心永恒，使命光荣。近年来，耄耋之年的王济堂笔耕不辍，写下百万余字的回忆录，警示后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砥砺奋进。

　　年届九旬，老兵写下百万字回忆录

　　头发雪白，面色红润，思维敏捷——眼前的王济堂让人很难把他与90岁的老人联系起来。

　　7月29日，当记者来到位于果戈里大街一栋老式居民楼的王济堂老人家中时，他正伏案写作回忆录。

　　老人的书房位于阳台上，书桌由几块木板简单搭成，上面摆着好几个放大镜，资料和书籍堆得到处都是。

　　“抱歉，我这里太乱了，快请坐。”看到记者来访，王济堂热情地打招呼，“我年纪大了，看东西要用放大镜，怕用时找不到，就买了好几个，随手就能抓到一个。”

　　王济堂的家简单朴素，客厅、卧室、阳台上，到处悬挂、粘贴的都是有关东北抗联历史的照片和报道。老人的家，宛如一座小型的红色文化纪念馆。

　　卧室的床上支起一个“炕桌”，上面摆着老花镜，这是老人冬天写作的地方。在阳台和“炕桌”上，王济堂已写下《我参加东北抗联地下工作始末》《在日寇刺刀下脱险》等百余篇、上百万字的回忆、纪实文章。

　　门口的衣架上，挂着一顶军帽和一件挂满勋章的军装。这是老人的钟爱，也是他作报告、参加重要活动时的“礼服”。

　　“虽然离休30多年了，但我每天都坚持看报、学习。”王济堂说，“我参加了党史研究会，常年撰写回忆文章、作主题报告，就是为了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为了纪念那段艰苦卓绝的抗联岁月和那些牺牲在黎明前的战友……”

　　投身抗日，13岁“小猫”成潜伏特工

　　王济堂生于1930年6月。8岁时，母亲病故，他跟随在老道外爱民街开豆腐坊的大伯一起生活。

　　“日本宪兵有几次来豆腐坊白吃、白要、白拿豆腐，稍不如意就对我大伯拳打脚踢，还用皮带抽，打得他鼻口蹿血、遍体鳞伤。”王济堂回忆道，“日本人和伪警察还来豆腐坊抓劳工，稍不服从，就殴打他们，亲眼目睹的这一幕幕激起我的满腔仇恨。”

　　生活虽然困苦，但大伯还是送王济堂上学读书，他也练就了一笔很好的毛笔字。“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中国人的日子苦呀，都10岁了，我还穿着母亲两年前给做的鞋，脚后跟都露出来了。”王济堂说。

　　1943年1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领导人张瑞麟与中共三棵树铁路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董丽泉应王济堂大伯之邀，扮作推销黄豆的生意人，到豆腐坊共商反满抗日事宜。

　　“他们都是锦州石山站镇关家窝堡的光腚娃娃，豆腐坊所有的伙计都是亲连亲、亲套亲的锦州老乡。张瑞麟和我大伯商定把豆腐坊定为抗联地下秘密联络点。”王济堂说，“听到张瑞麟讲述抗联的故事，我说我也要参加革命、去打鬼子。”

　　此后，13岁的王济堂被批准到三棵树铁路工厂当半工半读的工人，以此作掩护，在董丽泉直接单线领导下从事抗联地下工作。

　　王济堂说：“我那时又瘦又小，面黄肌瘦，张瑞麟说我还没有步枪高，长得就像个小猫。”从此，“小猫”成了他的潜伏代号。

　　搞情报屡立功，刺刀下跳车脱险

　　遵照张瑞麟的教导，王济堂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日本关东军为进攻苏联，在哈尔滨实施铁路扩轨计划，王济堂和地下党员、工人师傅们一起参与破坏生产设备、工具和原材料等活动：卸掉机车制动阀门，割坏机车联结牵引的胶皮管子，往车轴、车床和风动机的油箱里塞铁屑，拖延日军的运输计划。

　　别看年纪小，搞起军事情报王济堂可是十分机灵，他通过接近伪警长巧得日伪军要抽调伪警去巴彦、木兰、东兴围剿抗联部队的情报。得到情报后，抗联部队迅速转移，使日伪行动扑了空，无功而返。董丽泉传张瑞麟的话：“一个13岁的孩子救了280多人的队伍，给小猫记一功。”

　　为刺探日军军事情报，王济堂练就一身追、扒、跳火车的本领。一次他跳上火车，站在车厢连接板上，正观察日本关东军运输的军备时，被日本宪兵发现，日本宪兵令他进入车厢。深知进入车厢凶多吉少，王济堂便准备跳车，日本宪兵此时突然用刺刀攮向他的面部，他一闪躲，刺刀攮入他的左肩窝，他毫不犹豫地从疾驰的火车上跳了下去，跑回豆腐坊，将刺探到的情报向地下党作了汇报。

　　如今，王济堂左面的断眉、嘴角和左肩窝的疤痕仍在无言地讲述着那段刺刀下脱险的经历。他清晰地记得练就的跳车本领：“往后坐容易卷到车里，要跟着车往前跑，跑跑没劲儿就站下了，也就安全落地了……”

　　抗日剿匪，多名战友壮烈牺牲

　　1943年8月，哈尔滨地下党组织与人员名单泄露，根据安排，离开工厂的王济堂回到豆腐坊地下联络点，此后接待秘密接头的交通员，给抗联交通站送药品和粮食。

　　1944年10月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年男子到豆腐坊买豆腐。“男子叫倪金德，曾是伪满哈尔滨监狱看守，他被抗日志士们的事迹和气节感动，因为关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东北抗联战士传递信息和情报被开除。”王济堂说，“听说我在三棵树铁路工厂当半工半读工人，他便问我认不认识董丽泉。我这才得知董大哥当年2月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在哈尔滨监狱，虽然受尽了大刑，但始终守口如瓶，最终被折磨致死。我瞬时如五雷轰顶，悲伤得失声痛哭……”王济堂说。

　　解放后，倪金德进入公安队伍，王济堂在部队执法大队第三中队当战士。1948年3月，在一次剿匪行动中，二人一同参与破案。“匪徒利用停在路旁的大马车做掩护首先开枪，我和倪大哥开枪还击，但因为有掩护，始终未击中匪徒。倪大哥换弹时，不料子弹卡壳。刹那之间，匪徒乘机朝他连开5枪，倪大哥不幸中弹倒在我的怀里壮烈牺牲。看到他身上流出的汩汩血流，我心痛欲裂……”

　　至今，回忆起这一幕幕，王济堂仍眼含热泪，哽咽着说：“我今年90岁了，仍时常想起我的老战友们，我会永远记得他们的！”

　　严守隐蔽战线纪律，他将过往岁月“尘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瑞麟回到豆腐坊，见到了王济堂。

　　“张叔叔你好啊！”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王济堂拉着张瑞麟的手，不住地流泪。

　　张瑞麟笑道：“你这孩子，都当了两年多地下抗联小战士了，还哭啊？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胜利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此后，张瑞麟把王济堂送入部队锻炼。后来，王济堂随部队进驻哈尔滨，又转业到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干了一辈子安保工作。

　　从昔日的抗联小战士，到解放后的内保老公安，王济堂“战功”不断。他参加过抓获军统滨江组特务和粉碎反革命暴动的行动，看押过末代皇帝溥仪。解放后，他保卫过路经哈尔滨的毛主席，九次警卫周恩来，两次警卫刘少奇，两次警卫邓小平，还警卫过西哈努克亲王和崔庸健。

　　1983年至1985年，王济堂任内保科长，破获盗窃案件15起，领导全科破获各种刑事案件300余起，立三等功一次……

　　王济堂严守隐蔽战线工作纪律， 从不向人提起自己解放前地下工作的经历，甚至连他的爱人、子女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抗联英烈用鲜血换来的，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不能让他们被遗忘。”王济堂说。73岁那年，强烈的使命感让王济堂决定加入哈尔滨市党史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会，积极参加挖掘、整理党史和抗联斗争史。但对于他的地下工作经历，仍鲜有人知道。

　　“只要活一天，我就要继续奋斗！”

　　根据俄联邦总统普京命令，2015年5月，王济堂被授予“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此时，他的特工身份终于真相大白。这一年，王济堂已经85岁了。在我省，同获“普京勋章”这一荣誉的还有李敏、张福、申连玉三人。如今，李敏、申连玉两位老人已经过世。

　　收到勋章那天，王济堂特意带着沉甸甸的勋章来到医院，与患重病卧床的二儿子、老伴分享这一喜悦。

　　王济堂的二儿子王俊庚也是一名人民警察，曾任奋斗派出所副所长。当时已是肝癌晚期，在弥留之际，他亲吻并久久用手摩挲着勋章，泪流满面：“爸爸，你是我的骄傲。你要健康地活着，不要以我为念。”他还嘱咐当特警的儿子，要向爷爷学习，继承爷爷的精神和光荣传统。

　　在另一间医院的病榻上，王济堂患病昏迷19个月的老伴已陷入无意识状态。王济堂将那枚二儿子亲吻过的“普京勋章”放在老伴的手边，轻轻地念着：“你如果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该多好啊！”

　　那年7月，在二儿子去世8天后，老伴也离开了王济堂。巨大的荣誉与撕心裂肺的悲痛接踵而来，一时间，王济堂悲欣交集。他整理好情绪，从容接受各媒体的采访，继续追忆、宣传、弘扬抗战精神。

　　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派人来到哈尔滨作专题报道。“小猫，你好。”一位俄罗斯报社记者见到王济堂后，亲切地用中文打招呼。她向王济堂竖起大拇指：“你就是潜伏小猫，破坏大王！”

　　王济堂将荣获的“普京勋章”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又将伴随了他70余年的伪满铁路《身份证明书》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

　　临近采访结束，王济堂穿上军装，挂满胸前的10多个“功勋章”熠熠生辉。“参加抗联是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我将继承烈士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到底，只要活一天，我就要继续奋斗！”王济堂挺直身板、泪光闪烁地说。